李大钊：中华文明的“已尝有伟大之贡献”

发布时间：2023-09-13 07:08:15 来源：网络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李大钊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索，努力探索中华文化承继与发展的路径。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辨证关系等认识，是党的历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李大钊自幼年始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受到传统文化的薰陶，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自会说话先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读《千字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1895年李大钊入私塾，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前两位腐儒皆以博学著称乡里文化：，第三位老师是出自国子监的鸿儒黄玉堂。她们的细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颇具名气的“文童”。李大钊通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写的一手好诗歌”（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清政府推行政策后，各地纷纷创立旧式学堂。李大钊1905年步入旧式学堂乐安府小学。在这儿，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继续研习儒家典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

正是因为常年系统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奠定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基础。在李大钊看来，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道家思想和建立的制度体系，还是科技发明和西医药学，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闪耀夺目的珍宝。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历经劫难但中华文明未曾中断，正如李大钊所说“天道未改，种姓犹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44页），其中蕴含着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信和颂扬。

受到传统文化濡养的李大钊一生弘扬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他曾为天津师范学院一名中学生梁容若题写知名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6页）李大钊除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便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对封建军阀征讨政权、共和立宪有名无实的现况，他奋勇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一直把自己的学识与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下定决心为拯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拼搏。

二

1913—1916年间，李大钊到美国留学。此时的法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愈加深入的了解和感受。李大钊觉得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才能融会重视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化于无疆”（《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谴责封建君主极权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好多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朝封建帝王打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9页）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现代新国家。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辨证地看待，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展问题。他觉得孔孟之道中有好多能裨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份，应继续弘扬中信。例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4页）。他也推崇儒学孝友思想，甚至将其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论，觉得依据儒教孝友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宽松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创立宪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20页）。虽然李大钊为着“科学”“民主”的目标急迫要求摒弃孔孟之道的枷锁，但他依然觉得总的来说东方这些海纳百川的“静”的文明才能使西方人显得更沉稳、更有内涵，“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柔润之观察”（《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渐次分为两大对立的派系，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整修世界。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她们的片面性、机械性。他既不赞同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又不赞成屈从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智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但具有互补性。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正如车之三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东方文明应当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7页）。同时，东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质”之外，平添“精神”气质，“宜掂量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他还强调，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动”的文明融会于东洋“静”的文明之中，“使之变型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2页）。李大钊对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饱含自信，这是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也与他客观、理性的心态和辨证、科学的方式有关。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曝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病，“科学万能论”也遭到广泛指责。知名哲学家杜威（英国）和罗素（美国）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肉欲、暴力和战争，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学问的新问题》，《新学潮》1919年9月）。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诸如梁启超、梁漱溟等。梁启超写了《欧游心影录》，指责西方文明和“科学万能论”。梁漱溟则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格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李大钊强调，西方这些“疲命于物质之下”的文明“不无趋向自尽倾向”（《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11页）。

随着八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形成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见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层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挽救世界的凭着、法宝，“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全集》第2卷文化：，第311页）。李大钊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对按照中国社会“实境”吸收、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饱含信心。他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手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需要研究如何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3、24页）民族文化是“实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从“实境”出发按照中国奇特的社会文化底泥、民情习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能够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能够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防具。因此他呼吁“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层的运动”，也非常注重农户，呼吁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到理智地主张融会、调和西方文化，再到按照中国“实境”吸收俄罗斯二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讲演，热情讴歌五月革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具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明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指出正确认识国情十分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这种思想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奇特的革命公路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我们明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袁咏红，系中南财经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大学历史文化中心院长、湖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地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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