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堂乐歌》的发展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两位音乐家是谁？
谈“校园音乐”的两位音乐大师
——中国现代音乐（五）
向着太阳
在“学派音乐”的发展中，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是沈心恭、李叔同两位音乐大师，此外曾志隐、李华宣、朱云望等人也是这一时期启蒙音乐家的代表。
1. 沈心恭
沈心恭（1870—1947），原名沈庆鸿，笔名心恭，字叔奎，学校音乐时期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海人。1895年，在上海约翰书院任教；1896年，入南洋公学新开设的师范班；1901年，南洋公学设立附设小学，聘任为教师；1902年，赴日本留学考察教育。正是在此时，他对音乐和歌唱产生了兴趣，并创作了第一首音乐歌曲《军操》。他还与曾之隐在日本“江户学生会馆”创办“音乐讲习会”，聘请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在该馆为中国学生讲授音乐。 1903年回国后，他致力于音乐教育，在浙江、上海等大专院校任教音乐课。从1904年起，他开始编撰学校音乐教材，第一本音乐教材为《学校歌唱集》。他长期在南洋公学任教，从1911年起，任南洋公学附小校长，长达27年。他不仅在该校、务本女校、龙门师范学校、上海学会等讲授音乐、歌曲，而且从1904年起，编撰了《学校歌谣》（三卷，1904～1907年）、《校歌修订本》（六卷，1912年）、《民国歌谣》（二卷，1913年）等音乐、歌曲教材。他创作、谱写了不少音乐、歌曲，其中大部分后来都收录在《心工歌谣》（1936年）中。
他一生创作了180首校歌，为音乐的普及化、社会化、新时期的塑造做出了巨大贡献。流传至今的作品有《黄河》、《男儿第一志》（体操）、《革命军》、《赛艇》等。
沈心恭具有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创作的许多歌曲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
他所写的歌曲多为儿童歌曲，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歌唱要求有着深刻的观察，因此善于通过描写儿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事物，向儿童灌输爱国、民主、文明、科学等新思想。他是中国最早用白话文写歌词的作者之一，他的歌词朴实而不俗气，形象感很强，所选取的曲调也更具童趣，词曲结合较为贴切，易于传唱。因此，他创作的《军操》、《划船》、《竹马》、《打铁》等作品深受学生喜爱，被广泛传唱。
沈心恭在大量选曲填词的同时，也尝试创作自己的曲调，成为他的几首原创歌曲（《心恭歌集》中标明由他创作的歌曲有《革命首先要赢得人心》、《士兵的子弹》、《黄河》、《采莲歌》等），其中《黄河》影响较大。黄自在《心恭歌集序》中对此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此曲调十分雄壮大方，与歌词的精神相契合，中国人在自己的校歌中能有如此精神，实属罕见。”
沈心功先生的学校音乐作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1、儿童歌曲：《军操》、《竹马》等；
2、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作品：《何时醒来》、《革命军》、《美丽中国》（填词：沈心恭，曲曲：朱云旺）等。
3、独立创作：《革命首先要有革命心》、《战士的子弹》、《采莲歌》、《黄河》等。其中《黄河》以象征中华民族形象的“黄河”为题材，采用进行曲体，基调雄壮豪迈，给人以战胜敌人后凯旋而归的感觉，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2.李叔同
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1942年10月13日），又名李喜霜、李安、李良，姓文涛，小名成喜，号光厚，字喜霜，别号叔同。李叔同是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戏剧先驱之一。留学日本归来后，曾任教书、编辑，后出家，法号延隐，号弘一，后号万清老人。后人尊称弘一大师。
李叔同出生于浙江平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天津盐商、官僚家庭，父亲曾是天津首富。李叔同含着金汤匙出生，父亲李小楼是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后来辞官接手父亲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大。李叔同出生那天，有一只喜鹊送来一根松枝，家里人都认为这是上天的吉兆，李家的三儿子将来必是社会的栋梁，他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他天资聪颖，五岁便能背诵名诗名句，六七岁学《昭明文选》，十一岁学《四书》，“十三岁便以篆刻书法闻名乡里。”但他内心是苦的。因为母亲出身卑微，他从小就习惯了权贵的冷漠，理解母亲的孤独，于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母亲，维持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可惜，他5岁时父亲去世。没有了母子的庇护，生活每况愈下。当时李家的繁华，似乎与他无关。每当镖局送来一箱箱盐和银子，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母亲只能带着年幼的儿子远远地看着。在他26岁那年，母亲去世了。李叔同把母亲的遗体从上海运回李家时，被告知“按旧规矩，外族的葬礼是不能进家门的”。这是李叔同最尴尬、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早已痛恨旧规矩的李叔同，一怒之下为母亲办了一场西式葬礼。一架钢琴、一个礼堂、一篇悼词，他邀请了四百人身着黑衣，庄严而平静地为母亲做最后的送别。母亲的去世夺走了他所依赖的心理支柱，也让他猛然意识到了世事的真相和世事的宿命。“人生如日中天，富贵终是瓦上霜。”这是李叔同年少时最深的感受，也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后来，这个在原生家庭受挫、在科举考试中屡遭挫折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滚滚革命浪潮之中。然而，他所支持的、举起双臂高呼“旧中国，唯有改革才能生存”的维新运动，却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天，便宣告失败。李家人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要求他搬走。1898年10月，李叔同携家人移居上海。幸运的是，当时李叔同在好友许焕元的邀请下，住在城南草堂。他和许焕元、袁希濂、蔡孝祥、张小楼结拜为兄弟，被称为“世友五人”，志趣相投，经常在“城南草堂”讨论诗词歌赋。虽然李叔同在上海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好景不长。由于时局动荡，金融危机爆发，好友许焕元投资股票的一百万两银子不翼而飞，他只好把城南草堂抵押给英国人。一天傍晚，许焕元站在门外向李叔同道别，“我家破产了，我得暂时离开上海，待会儿再见……”李叔同追了出去，只见大雪纷飞。他独自在雪地里站了许久，才回头在书桌前写道：“长亭外，古道旁，芳草青青。晚风吹杨柳，笛声幽幽，落日在山外。天之尽头，地之角，朋友已半数不见。一壶浊酒，我心欢喜。今夜莫梦寒。”短短几句，写尽了人间悲欢离合。在乱世中，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在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兼修音乐。他与曾孝谷、欧阳予倩等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团体“春柳社”，并在《茶花女》、《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饰演女生角色。在此期间，他于1906年独立创办了日本最早的音乐杂志《音乐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他所作的《音乐圣人贝多芬画像》和他翻译的《音乐圣人贝多芬传》，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人所作的贝多芬画像和介绍贝多芬的文章。1910年，李叔同回国，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美术、音乐、文学编辑等工作。他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影响巨大，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13年，他被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绘画教师。1915年起，他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绘画教师，并创作了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然而，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却投身佛门，出家为僧。也就是说，1918年，李叔同结束了自己的教书生涯，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虽然李叔同出家为僧，告别了世俗，但他并没有彻底断绝与艺术界、教育界的联系。
出家后，他开始修持戒律，依然以世俗之心宣讲佛经，弘扬佛法，救济百姓。他到东南沿海各个城市讲学。黄卷青灯，晨钟暮鼓，时光流转数十年。他把失传了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宗发扬光大，最后成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不求功名利禄，有一次到青岛讲学戒律，讲完便闭门谢客。市长请他吃素宴，他却以一句“我身为僧人，只适宜居深山老林，不宜在国士的宴席上”婉言谢绝了。一路走来，他有自己的坚持，不求功名利禄，只求圆满心愿，救人救己。佛教有言：“离幽谷移树高，返璞归真，人格圆满。”人这一生，总是被各种欲望所迷惑，被各种关系所困扰，拿起来时难过，放下后又有许多遗憾。在如今这个大家都在喊放下的世界，谁能真正像洪一样，真正顿悟，坚决远离尘嚣？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李叔同把佛学和抗日军结合起来，表现出爱国情怀。
李叔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精通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尤其擅长诗词歌赋，在各个领域都独占鳌头，是一位在很多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名家，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至于他在美术、音乐、文学、书法、戏剧等领域的艺术作品，很多都因战乱而散失，保存下来的不多。
李叔同编撰了《中国古典歌曲集》，解放后出版了《李叔同歌曲集》，收录了他创作的大部分歌曲。早年他倾向创新，在1905年创作的《祖国歌》、为黄遵宪爱国诗词改编的《部队歌》等作品中，都抒发了他的爱国热情、祖国存亡的忧虑和救亡图存的壮志。但他的歌曲多为抒情歌曲，内容以描写自然景色（歌物、歌景）为主。由于他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很高，所以他写的歌词优美，富有意境和韵味。在词曲结合上，有的已达到几乎无丝毫填配之意，唱得流畅、自如的境界。在当时，他是一位颇有造诣、颇有造诣的艺术家。所选《春光》、《送别》、《西湖》等歌曲，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欢迎，广为传唱。李叔同先生除作词外，还尝试作曲，现存作品有《春游》、《送别》、《初秋》、《濉溪岸柳》等，其中《春游》最为优秀。它是一首三部合唱，也是我国最早的合唱。
李叔同一生才华横溢，但出身却令人唏嘘。然而，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世界。他做音乐时，出版《音乐杂志》，成为中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做戏剧时，创办春柳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戏剧团。他学篆刻，创办乐诗社。他写书法，成为民国最著名的书法家。在艺术造诣上，他用一生演绎了很多人几辈子的人生。待人处事，他非常真诚、专注。年轻时，他照顾母亲，中年时，他照顾家庭。李家破产后，李叔同换了很多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一到，就寄给两个家庭，供养妻儿的开销。他教书教书，非常认真。 “一小时的课，要备半天；上课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控制得非常紧，不浪费一分一秒。”他爱学生，他最得意的学生丰子恺跟班上头吵架的时候，他抹脸求饶，只为保住学生的前途。
他最疼爱的徒弟刘志平因经济拮据无法完成学业，便从自己105元的工资中省下20元钱给他交学费，并说“这笔钱是给你的礼物，以后不用还”，让徒弟安心读书。正是李叔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待人的真诚，才使得当时的文艺界人才济济，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天才刘志平、国画大师潘天寿……
李叔同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停留过，光芒四射，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便放下了一切。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于丹教授曾说：
“世间的过往，人生的昂扬，永远不会消失，它们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深处，珍藏在后人的记忆中。我们用整个前半生去拾起它们，又要用整个后半生去放下它们。”人生，能拿得起是一种能力，能放下是一种修养。
1942年10月13日，62岁的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不二寺温岭养老院万庆室圆寂，留下了“悲喜交加”四个字。这短短的四个字也形容了他的一生，悲于“世间欲念”的痛苦，喜于“内心自由”的安宁。年轻时，他渴望爱情，一腔热血追求理想，照顾家庭，站在讲台上，担负起一切使命。中年以后，他明白了一切，断绝情爱，毅然离开人世，一盏孤灯、一双布拼布、一双草鞋，度过了余生。入世时，他全身心投入；出世时，他无忧无虑。人生如一场旅行，我也是旅人。前半生，我可以背负希望和责任；后半生，我可以放下功名和执着。这才是人最好的生存方式！
李叔同的一生，有过喧嚣的人生，有过放纵的浮华，有过面对曲终人散的无常。当我了解、体会到他人生的酸甜苦辣，我发现，一个人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前半生能承担，后半生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