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乐百年（二）：华乐先驱 - 沈心功
沈心恭（1870—1947），本名沈庆鸿，字叔奎，后以作曲为笔名。
沈心恭出生的沈家曾是上海望族，嘉庆、道光年间，沈家以航运为主，拥有庞大的船队。然而“鸦片战争”后，沈家的船只无法与洋船相抗衡，生意迅速衰落。
沈心恭的父亲是沈月刚（1841-1892）。沈月刚十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生意兴隆，家人便让他学做生意，以便将来能接手家业。不料后来生意“冷清”，家里便叫沈月刚回家管理家事。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优渥生活的沈家人，在家族生意破产后，仍不愿过上节俭的生活，这让沈月刚在管理家事上遇到很多困难。但沈月刚是个忠厚的人，凭着他的勤奋和精心经营，沈家人的生活还是得以维持。
1860年，沈月刚与妻子刘氏结婚。刘氏是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家族是风水专家。沈家主人曾托刘氏家族寻找墓地，促成了沈月刚的相识和成婚。1863年，沈月刚的长子沈庆昌出生。1870年，沈月刚的次子沈庆鸿（沈心恭）出生。
1874年，沈月刚说要去别处讨债，却再也没有回来。沈家人多日没见到沈月刚，便要求分家。各家开始分食，并瓜分了沈家的房子。沈家的债务都落到沈月刚家的名下。此后，各种债主纷纷找刘氏讨债，刘氏和儿女每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沈跃刚去哪了？说是去讨债，其实是在躲债。快过年了，债主们上门讨债，家里人又帮不上忙。沈跃刚只好抛下家人孩子，出去躲债。逃走之后，沈跃刚给自己想了一条出路——当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仕途，改善家人的生活。
通过一些关系，沈跃刚联系上了湖南一位“远房亲戚”官员，这位亲戚表示，如果沈跃刚来湖南，可以帮忙打理一些关系，保证安排工作。这让沈跃刚的人生看到了一丝希望，沈跃刚甚至为了从官，改名为沈跃木。
然而当沈岳牧真正到了湖南，却发现自己的“远房亲戚”居然没有实权，也不能帮忙安排工作，这让他失望至极。沈岳牧在湖南呆了半年，始终找不到工作。这期间，他听说如果去一些小地方，做官的希望更大一些。于是沈岳牧好不容易在澧州找了一份散工，具体工作就是初一、十五穿着礼服，和道士们一起等候大人来烧香，枯燥无味。枯燥的生活并没有让沈岳牧闲着，他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学习，为以后做准备。
沈月木的勤奋被领导们注意到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们最终决定让沈月刚去陈州当官。这对沈月木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当官首先意味着俸禄有保障，其次，当时当官一般可以干一年，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多可以干三年。这件事足以改变沈月刚一家的生活。所以，沈月刚决定把一家人接过来。
1877年，沈心恭因父亲在郴州务工，便举家来到郴州。与预想的不一样的是，沈月木只干了一年活，就失业了。沈月木失业后，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贫困。辗转多地后，一家人决定寄居在青浦刘家，也就是沈心恭母亲的家。这期间，沈家的生活条件虽然不稳定，但沈心恭却一直勤奋读书，先是随母亲读书，后随大哥读书，积累了不少学识。1890年，通过多年的学习和积累，沈心恭考中了乡试第七名、府试第一名，进士第二名。同年，沈心恭的大哥因病去世，他便代替大哥到上海捐资局总管翁子文的学校任教。 1892年，沈月牧在长沙病逝，沈心恭抬灵柩回到刘家居住的青浦。如今一家四口只剩下沈心恭和母亲。1893年，沈心恭回到上海任教。其间，他旁听了格致书院英国院长约翰的“笔算”课。“西学”对沈心恭来说完全是新鲜的，和他以前学过的东西不一样，让他对“西学”产生了兴趣。这是沈心恭对“西学”的启蒙。
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沈心恭任职的学堂因主人去世而停办。沈心恭进入圣约翰书院教授国学。在任教期间，沈心恭与同事们学习英文、唱昆曲，进一步接触到“西学”和“音乐”，为他日后的音乐活动奠定了基础。1897年，沈心恭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部，主修数学、英文、物理。在校学习期间，沈心恭逐渐认识到西学的特点，开始关注西学的传播。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沈心恭曾说：“变法大有希望，大喜过望。”可见此时的沈心恭对一种崭新的思想文化抱有期待。
在“教育救国”等改良主义思想的驱使下，1902年沈心恭赴日本，在东京弘文学校攻读师范学士。不久，日本政府联合清廷钦差大臣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迫害。此事引起全体学生的抗议，一些学生辍学，沈心恭也不例外。辍学后的沈心恭转学至中国人创办的日本清华学校。入校后，沈心恭在学生中组织“音乐研讨会”，邀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声乐教授铃木米次郎来讲授音乐课，曾知音等人也参与其中。在此期间，沈心恭开始创作音乐，处女作是《男子汉第一志》（原名《体操·军操》），后来风靡中国。
1903年，沈心恭回国。
回国后，沈心恭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教科学、体操，同时开设“歌唱”班，创作了大量歌曲。这一创举在当时广为流传，影响巨大。甚至不少内地教师到上海学习，聘请沈心恭“指导歌唱之道”。在上海，沈心恭应邀到务本女校、龙门师范学校、南洋中学、“上海学社”等地教授歌曲。全国掀起了学校团体集体演唱之风。这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集体演唱的开端，这种“集体演唱”形式逐渐被称为“校乐歌曲”。
1904年，沈心功出版《学校歌集》（上卷），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本学校音乐教科书。此后，沈心功创作出版了《学校歌集》（下卷）（1906年）、《学校歌集》（下卷）（1907年）、《重编学校歌集》（6卷）（1911年）、《民国歌集》（4卷）（1913年）等，创作了大量音乐、歌曲作品。
一般而言，“校乐”多以简谱写成，曲调一般取自日本、欧美等国，由作曲家以中文改写歌词。简单来说，就是借用外国乐曲，写上中文歌词。具体又可分为“依乐谱写歌词”与“依词谱曲”。后来，一些作曲家也自创曲调。沈心恭的作品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竹马》《黄河》。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上各种风格、形式的音乐不断涌现，音乐运动逐渐衰落，此后沈心恭主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很少创作音乐。
沈心功经历了封建时代生活的辛酸与痛苦，经历了旧社会生活的坎坷与起伏，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发展潮流，逐渐意识到音乐的力量。他通过自己的学习与实践，把西方音乐中“合唱”的形式带入中国，推动了新时期教育中音乐与歌曲的实践。“校乐校歌”的出现，意味着外来音乐正式进入中国，中国音乐进入了新时代。
“唱”是一切音乐表现形式中最简单的一种，却最能表达人们的情感和希望。校歌“集体唱”的演唱方式，此前在国内并不多见，在20世纪初才得以推广，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新式学校”发达，有“音乐”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渴望通过“集体”、“团结”来获得内心的慰藉。当时中国民歌、戏曲等艺术形式还在民间广泛使用和流传。校歌作为外来音乐“本土化”之后的表现形式，冲击着中国民乐的发展，二者逐渐形成两种音乐风格，同时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