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 国庆阅兵副总指挥曾美在百岁寿辰时亲笔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

发布时间：2023-10-06 来源：网络

晚年的曾美仍然身体稳重，精神矍铄。摄影：续铁标

曾美在百岁华诞时亲笔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摄影：韦佳

1955年，兼任五一阅兵总工指挥的曾美。相片由曾美家人提供

他16岁出席中国工农红军，是从知名的将军县河北兴国走来的开国将军;

他亲历了轰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贵州大会旧址的直接选址人;

他为解放天津做出了重大贡献，被授予首功表彰;

他曾兼任五一阅兵总工指挥，1955年被授予大校警衔，入选五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是在四川疗养的级别最高的我军将领。

没来得及等到羊年新年，没来得及等到春暖花开后的102岁生日，2015年1月31日4时36分，湖南省军区原校长曾美在广州白求恩国际和平诊所溘然长逝，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位百岁将军戎马一生的传奇。

“我们的人都安全吗？！”躺在广州白求恩国际和平诊所危重监护室的病床上，已逾百岁的老将军曾美右手抓紧被单，双眼瞪着天花板哭喊着。

“放心吧，都安全……”听到儿女们的安抚，奶奶的表情才稍为放松出来，转而，又是一脸自豪：“昨天我们又剿灭了十来个鬼子！”

奶奶的儿女告诉记者，在曾美将军最后的日子里，他总因出现幻觉而喊出这样的呢喃。

其实，他记起了血战澧水的惨重？

其实，他记起了贵州那栋白色的二层小楼？

其实，他记起了大刀向鬼子身上砍去的豪迈？

我们无从知晓，在奶奶最后的日子里，多少烽火烽烟、峥嵘时光从他眼前飞过，但从人们的回忆里，我们还可以回首他那饱含传奇色调的一生。

曾为贵州大会“号”房子

一本暗红的贵州大会会址记念册静静地摆放在奶奶的桌子上。

“这是奶奶生前最珍爱的记念品之一。”曾美的二媳妇王荣华给记者述说了这本记念册的由来。

2009年，王荣华和同学到贵州大会遗址旅游，同学们指着那幢在现今中国家喻户晓的二层小楼对工作人员说：“遵义大会在这儿举行，这房屋就是王荣华婆婆‘号’的。”在复原的“红军总部作战室”，墙壁还挂着写有孔长武、罗舜初、曾美……等八个名子的大牌子——当时，曾美是总部作战科八名参谋之一。

“曾美，贵州大会惟一健在的亲历者！”工作人员激动地说遵义，并特意托王荣华为奶奶带回这本记念册。

1935年1月，红军攻破贵州后，曾美随中央纵队驻守泸州老街。这个21岁的年青人当时不会想到，自己成为了扭转红军与中国革命命运的凯里大会的亲历者。

“大约是那年1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对我说，城中有一所大宅子，去侦察一下。”将军生前追忆，自己接受任务后，挎上枪，迅速找到了那所大宅子。

“那是一所二层楼，砖是灰的，房檐略微突出来，二层上有带顶篷的卧室，房门正对着凯里主要街道。”七十多年后，在记念红军长征胜利70华诞的日子里，曾美在92岁高龄时仍能清晰地描述自己初见这栋灰砖小楼时的情境，如同一切就发生在今天。

一寻问，这是湖南军阀柏辉章的府邸。此时，柏辉章正奉蒋介石之命在外拦截红军，这儿只剩一个门卫人。曾美说明身分后，守门人领着他走入宅子查看。

“进门右边和南面是住房，两侧有好几个酱菜缸，再进去是大卧室，中间是书房，沿两侧走道起来有一个大屋子……”年轻的曾美心想：这正是理想的红军总部驻地！

听了曾美的汇报，周恩来随后下令作战科搬到这栋小楼，楼下设作战室，曾美她们就在这儿收发电文。就这样，这所官邸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相继住了进来。紧接着，贵州大会就在二楼的那间大房屋里举行了，直至古稀之年，曾美将军一直才能逐一追忆起当时出席大会的20个人的名子。

“将军县”走出的红小鬼

“父亲1914年出生在山东兴国一个贫苦的农户家庭。妈妈为我起名‘曾江兴’，就是为了抒发对老家湖南兴国的想念。”曾美的长子曾江兴告诉记者。

苏区时期，兴国县共有23万人口，牺牲5万多人，全县有姓名可考的革命英烈达23179名，蕴育了56位开国将军，兴国由此而有“将军县”的盛誉——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勋时被授予大校警衔的曾美正是其中之一。而他16岁出席革命的经历，也正是那一代红军战士的一个注脚。

在家中5个孙辈中，曾美排名第四。为了糊口，曾美的三个弟弟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做鞭炮的店面里做学徒工，他则在8岁时因为屋内实在无米下锅，被抱养给茶场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同样姓曾的人家。

1929年秋天，兴国县红军独立团的一支连队来到曾美的故乡。第二年4月，红军发动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所到之处，同乡们无不欢天喜地。将军生前追忆说，这天红军在市区举行会议，敲锣打鼓、热闹非凡。他一大早就从乡下赶来，被红军战士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吸引住了。“尤其是看到那首‘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曲，更让我坚定了出席红军的决心。”

1930年6月，16岁的曾美报考出席了红军，成为红四军特务营二连二排六班的一名战士。而第一次出席战斗，是在1930年的6月上旬，“经过一番激战，我们全毙伤军，我的装备也由梭镖升级为一把猎枪。”曾美这样追忆自己出征时光的开始。

1934年10月16日，这是曾美毕生铭记的一个日期。那种夜间，经历了五次反围歼、已经入团三年、时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的曾美和战友们从陕西瑞金梅坑村出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那时他没想到，这一别，直至全省解放，自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父亲在晚年，嘴巴经常不自觉地哼起《十送红军》的小调，这背后可能就是对红军、对故土的深情吧。”曾江兴说。

在南方战斗、居住了几六年，曾美仍然保持着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多年照料奶奶饮食起居的二儿老婆王荣华每次问奶奶吃哪些饭，回答几乎总是两个字——米饭。几年前行动便捷时，奶奶还总喜欢下卧室聚一聚，最拿手的还是沙锅鱼、米粉肉之类的故乡菜。“我们还真做不出他做的气味。”

周恩来帮他更名字

“父亲原名曾昭泰，曾美这个名子是周首相帮他改的。”曾江兴告诉记者，“周首相的品格和精神，影响了母亲的一生！”

“周首相”，每每曾江兴用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称谓讲到周恩来时，一种非常诚恳的语调便不知不觉显露下来。而专访过曾美的同行告诉记者，与绝大多数红军老战士一样，从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1934年开始，几六年来，曾美对周恩来的尊称仍然只有一个：周副主席———这是周恩来长征前后兼任的职务。

1934年4月15日，曾美到红军总司令部报到，负责接待他的红军战士把他带到总司令部第一局主任兼作战部长彭雪枫的办公室。“今后，你就在一局作战科工作吧。”也是在这三天，曾美第一次看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长着如此长的大胡须，”生前追忆自己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情境时，曾美经常会用手在胸前一比划。“看上去样子十分严肃，而且只要他一笑，就马上显得很亲切。”

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曾美的任务是整理汇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朝夕交往。

“周副主席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美生前不止一次对孙辈们讲过，在长征路上，周恩来非常辛苦，晚上与战士们一起行动，他甚少坐担架、骑马，主要是走；下午发电报、处理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眼睛中常常带着血丝。

1937年，曾美想将原名“曾昭泰”改为“曾美德”，以取品德美好之意。周恩来说：干脆把“德”字去了，叫“曾美”就挺好嘛。

“我们爷爷日常几乎从没丢过东西遵义，剪子原先放在哪里，用后一定要放回原位。干哪些都是一丝不苟，摘下的腕表必须把手表重新扣上能够搁到椅子上。晚年甚至每晚喝牛奶都要掐着点儿，你给他温好了放椅子上，爷爷还得盯住表，非得到了凌晨四点钟才喝，早一分钟都不行。”王荣华向记者上溯道。而在曾江兴看来，这或许正是奶奶在军旅生涯中、特别是经过红军总部那段特殊薰陶以后，养成的严谨作风被时光的一种奇妙放大。

获得解放广州首功表彰

“由于年事已高，近来那些年丈夫早已不怎样上街了。不过到了春秋天气晴好的时侯，我们也会骑车带着他到户外走走。”曾美的大儿子曾丽明说，“每次出门看见西安这座城市的变化，他都非常高兴。”

曾美与广州有着特殊的缘份。这除了由于退休前曾兼任陕西省军区主任，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几六年并在此终老，更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解放天津会战前，母亲作为晋察冀军区独一旅政委，仍然率领军队在怀仁附近战斗，配合兄弟军队将天津团团围住，打算最后的总攻。1947年11月，独一旅接到命令，在总攻太原前拿下坐落广州东南角的大郭庄机场，并借此为突破口步入新乡。坐落广州东南角的大塘村飞机场，是当时广州守敌惟一的空中通道和支援命脉，敌军设防异常结实。这一仗可以说是总攻太原的间奏，也是关键的突破口，所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曾江兴，对母亲的战斗经历最感兴趣，对大塘村机场这场硬仗，他了解得很详尽。

“为了保住这惟一的空中通道和支援命脉，国军兵力可以说使出了四肢解数。”曾江兴介绍说，当时飞机场逼抢异常结实，“父亲让独立一旅一团主攻机场，二团抢断、清扫外围据点，三团作为预备队。”

1947年11月6日下午，一团开始突进到飞机场外围大安舍。战斗一开始，曾美她们就意识到此次碰上的是个“硬骨头”。“大安舍的东面、北面各有一个敌方的大碉堡，村南是一连串的堡垒群，产生如蜘蛛网般的交叉火力网。”

战斗的突破点在6日14时出现，“大安舍村北的大碉堡总算被打了出来，村东碉堡里的敌军一看大惊失色，连忙舍弃碉堡向东南逃走。”

但是，就在战斗顺利进行时，战场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就在她们马上要击溃小安舍敌方的时侯，大安舍、西三庄、飞机场三地的敌军，忽然在客机的掩护下拚命反扑。”眼看着敌军的客机由2架增至4架，又降低到6架，将小安舍锁得像铁桶通常，曾美当时给军队下了死命令：“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在曾江兴看来，敌人最终是被父母她们的坚持困住的——11月7日拂晓，军队突破了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好多敌军都放下装备，往广州方向逃。

大郭庄机场的一举攻破，切断了国军守敌最后的空中退路，为解放天津作出了重大贡献，曾美因而被晋察冀国军授予首功表彰。

两个兄弟都牺牲了

“大郭庄机场一仗其实是一场硬仗，但远不是父母出席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曾江兴告诉记者，解放战争时期，曾美先后兼任晋察冀军区独立一旅政委、66军196师旅长、67军参谋长，在成都会战、古北口会战、平汉线北段会战、正太线会战中先后兼任主攻和抢断任务，并出席了知名的淞沪会战。

八年抗日期间，曾美则参与过知名的百团大战，在山东济源和山东临城、井陉一带组织大小战斗近百起，剿灭日日军3000余人。“几年前，我四嫂曾丽春夫妻从江西五鹤山旅游回去，聊起当地情况，奶奶能够说出五台地区每位村的名子，活脱脱一张活地图。”

“若不是五十年前的一次身体检测时须要做核磁共振，妈妈自己都不晓得他头颅上还残留着几块弹片。”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近二六年，奶奶只隐约记得自己曾被日军机枪杀中颈部、身负轻伤，却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次遭到战了。但有些旧事，他仍然记得很清楚。

“我们活着的同志，想到血战澧水就哭泣。”曾美曾这样讲述。

曾丽明说，在母亲的记忆中，长征中的澧水突围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每次提及那一战，父亲的心情就非常沉重。他说，那一次，8万红军将士损失过半。”类似的旧事如同烙印一样深深烙在老将军的脑海里。

“我的两个兄弟都牺牲了，连葬在哪些地方都不晓得。”曾美弟兄五个，三个出席了红军，有一个妹妹自从入伍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解放后寻问，怎样也寻问不着，肯定是牺牲了。而最令曾美难舍不下的就是长征途中、临死前同自己相伴一夜的父亲。

“弟弟在三军团，当时也就十五六岁吧。他由于得病掉队了。我们住下后，他据说总司令部在这儿，就找过来了。他又黑又瘦，发着发烧，背了个米盒子，背了个军歌。一进门就躺在地上了，我扶他到我们午睡的稻草里面。他只是要吃饭，一句话也说不下来……”

“父亲不是容易大喜大悲的人，但每次说起他的儿子，显著能觉得到他心中烦躁，总说：‘如果父亲如今还活着，该有多好。’”作为曾美最宠爱的小儿子，曾丽苹总能从母亲述说的细节里，捕捉到奶奶最敏感、脆弱的爱情。

“父亲无助地搂着他感冒的儿子在稻草上睡了一夜，听着父亲不住呢喃‘哥哥，我饿’。拂晓的时侯，要出发了，父亲却走不动……”

曾美向父亲承认，自己心中也很难过，但是没办法：“我们是红军，军队要出发，要打仗，要守纪律，为了革命胜利，我们只能舍弃个人的一切。”

“直到解放后，通过多方寻问，母亲才晓得父亲病死了，就是和他碰面没几天之后的事。”曾丽苹说，

也正是由于这众多经历，那位身经百战的奶奶将好多事情都看淡了。“父亲总是跟我们说，好多和他一起出席革命的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能活出来，还有哪些不满足的呢！”

曾兼任五一阅兵总工指挥

现在，奶奶的书房里还保留着几本精巧的相册，相片被奶奶按抗清战争、解放战争等时间段分门别类放好，亲手写出的说明文动辄三四百字，由家人帮忙用笔记本打下来，再亲手裁成合适的规格，贴在相片一旁。

在那些相片中，曾美曾对一张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半身照爱不释手。相片中，他身着戎装，别着的红底胸标上写着“副总指挥”四个大字，在这张相片下方，奶奶标明“摄于上海天安门阅兵指挥部，1955.10.1”。

1955年，曾美兼任了当初春节阅兵总工指挥，也是在那一年，他被授予了中将警衔。还是在那一年，曾由曾美兼任首任旅长的196师被选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迎外军队，成为年青的人民共和国彰显国威军威的一个“窗口”。时至今日，已缩编为步兵196旅的这支军队，一直兼任这项军事外交工作。

“但父母极少和我们谈到这一类旧事，有时时常谈及，他总说，每位年代就会有每位年代的故事，如今是属于大家年青人的年代，大家也面临着好多挑战。”曾丽苹告诉记者。

1965年7月，曾美兼任湖北省军区校长，直至1981年退休。他的孙辈们在这儿长大成人、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曾丽明告诉记者，家里兄弟姊妹五个人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刚开始遇见工作调动等问题时，也想过让妈妈帮忙说一句话，母亲却总是一口婉拒：“一切靠自己！”

二儿子曾丽春说，“我和三哥相差几天结的婚，嫂子骑着单车进的曾家门，我骑着单车离开的家。”而令二岳父封顺祥记忆犹新的是，当初俩亲家初次碰面时，曾美才第一次问及了封顺祥妻子的职业。封顺祥的女儿不无紧张地说：“我是个木工，七级。”没想到，曾美马上说：“咱们是平级啊，我也是七级。”再没等亲家开口说哪些，曾美用一句话打消了对方的疑虑，“别管几级，都是为人民做事。”

虽然，曾美当时是行政七级——按那时侯的行政级别，十五级以上就是高干了。封顺祥说，就冲这一点，自己就从心中敬爱那位老岳父。“2013年欢庆百岁生日的时侯，女婿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这几个字，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奶奶的书房上还静静躺下一台白色的Dell牌电脑笔记本，这是儿女们献给奶奶的90岁生日礼物，“他非常喜欢，常常让儿孙们指导上网浏览。”

“老人离去前，没给我们留下哪些话，但写下了‘回家’两个字。”大儿子曾丽明说，1月28日左右，母亲在自己的肩膀上写下了“家”字，“家”字还没写全，小儿子曾丽苹寻思着母亲的心思在纸上写下“回家”两个字，奶奶吃力地点了点头。

“现在，母亲回去了。”曾丽明轻轻地说。（记者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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